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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司法實踐過程中，處理群體性事件應當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既不能簡單粗暴地將群體性事件理解為恐怖活動，一味強調打擊，也不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一味妥協(xié)。此類做法不僅不利于群體性事件的解決，而且還潛在激發(fā)或鼓勵了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因此，在群體性事件的刑罰適用原則上，更應當堅守法律準則，在保護具有合理訴求的民眾利益的同時，積極體現(xiàn)與發(fā)揮“刑罰剛性”，有力懲治群體性事件中的惡性犯罪行為。具體而言，必須把握三個核心內容：

　　（一）堅持刑罰謙抑處置的墓本立場

　　所謂刑罰謙抑就是指在刑罰的適用范圍上，由于刑法是保障社會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能夠動用其他救濟手段保護法益的時候就不要動用刑罰手段；在刑罰適用的嚴厲程度上，能夠用較輕的手段調整違法行為的時候就不要用較重的手段。總之，刑罰謙抑就是要求運用較小的刑罰成本獲取最大的刑罰效益--即預防或控制犯罪的發(fā)生。從刑罰成本來看，由于群體性事件中涉案人員的廣泛性特征，刑罰往往并非是最經(jīng)濟的群體性事件處置手段，更何況除去刑罰手段，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后往往還涉及行政處罰、紀律處分的手段，整體成本也已相對較高。此時，如再強化刑罰適用的嚴厲程度顯然是背離刑罰成本最小化原則的。

　　而從刑罰效益角度來分析，由于群體性事件中往往存在著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對此類利益訴求人發(fā)動刑罰則會使得民眾質疑刑罰乃至國家公權力的公正性，而這會進一步助長群體性事件的滋生土壤。目前許多群體性事件大致都存在類似的發(fā)展邏輯：地方政府對于群眾的意見或要求采取“堵、塞、壓”的態(tài)度，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基本不做實質性處理，這種政府不作為的結果使得政府公信力受到質疑，市民也不再選擇合法的信訪途徑反映問題，而是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態(tài)，以極端手段將矛盾激化以圖受到更高級別政府領導的關注，進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可見，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本已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性事件的處置機制就更應將著眼點放在政府公信力重塑的問題上，而不應再以刑罰手段進一步壓制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惡化政府形象。當然，如果一味強調刑罰的嚴厲適用，的確可以在短時間內對犯罪趨勢進行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從長時間來看，由于群體性事件中大部分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極端反應，其不斷發(fā)生是有其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性的，如果對所有涉案人員都強調刑罰的嚴厲適用，就可能會削弱刑罰效益，并且在很多場合可能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因此，在群體性事件的處置過程中，應當嚴格控制刑罰的發(fā)動范圍，而以矛盾的疏導為處置的基本著力點。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靈魂與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條文化與定型化”?；谶@一定義，群體性事件作為民眾訴求的一種極端表達方式，不能一味進行打擊與壓制，而應代之以規(guī)范的法律渠道進行處理。針對有著合理利益訴求的民眾而言，由于我國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大多不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而是由于自身的合法利益由于種種原因受到侵害后，在正常的行政或者司法渠道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進而選擇以群體性事件制造影響的方式維護自身權益。究其根本，仍然是我國利益表達機制不暢通的結果。因此，對于有著合理利益訴求的民眾就不應當過于強調刑罰的威懾效果，否則，刑法的社會規(guī)范導向價值就會發(fā)生偏差，進而進一步惡化言路不暢的局面。也就是說，以寬容、引導的方式處理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群體性事件是黨和政府對于當前群體性事件發(fā)展態(tài)勢的基本判斷，這也應當成為群體性事件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場。

　　（二）適當提升群體性事件處置的“刑罰剛性”

　　刑法作為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絕不能僅單純作為一種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后的處置機制而存在，而應當具有更高的社會規(guī)范引導的價值。在任何集體行為中，行為者是根據(jù)個人的邊際利益而不是群體的利益進行決策的。當個體的潛在收益大于其成本時，個體參與集體活動；反之則不會參與。對于群體性事件的處理策略之一，刑罰除了有效懲罰罪犯以外，還應當關注對于未來群體性事件的警示效果，增加潛在犯罪人的心理成本。

　　針對目前出現(xiàn)的一些暴力型群體性事件，特別是此類事件中的黑勢力，應當堅決運用刑罰手段予以懲治。從刑法規(guī)范引導價值的層面來看，嚴懲此部分人還可以有效防止群體性事件的暴力傳染與暴力示范效果。“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傳染的現(xiàn)象，也對群體的特點起著決定的作用，同時還決定著它所接受的傾向?！比后w性事件演化為進入暴力階段，很大程度上是少數(shù)黑惡勢力針對集體無意識的群體予以暴力煽動的結果。在此問題上，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從心理學的視角對群體心理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并提出了“感染理論”，認為在群體性事件中，當群體情緒到達某個頂峰時，個體心理會發(fā)生極端性的變化，并使得個體失去控制自我的能力，某些暴力行為可能由此得以鼓勵并傳播，并最終產生殘酷、野蠻的暴力犯罪。在勒龐看來，個人在加入群體性活動后，個人獨立的人格就會逐漸喪失，取而代之的，是無意識的群體性人格或者說集體性的無意識，在這種狀態(tài)下，其感情與思想極易受到來自他人的暗示或干擾，尤其是暴力干擾。而這恰恰是一般群體性事件演化為暴動事件的來源。

　　因此，對于群體性事件中的少數(shù)黑惡勢力以及嚴重破壞公共秩序的個人，應當通過刑罰手段增加其參與群體性事件的成本，并通過先例的樹立與媒體的宣傳，發(fā)揮示范性與警示性作用，使得群體性事件的潛在發(fā)動人群意識到群體性事件的法律后果，從而間接干預這些潛在發(fā)動者的心理模式和期望判定，并改變其行為方式，從而減少惡性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可能。

　　“群體性事件的背后總是有著實質的利益沖突，尤其是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利益沖突?！蔽覀冊趶娬{對具有合理訴求的民眾發(fā)揚刑事政策“柔性”功能的同時，也應當著力重塑公正中立的政府形象，以在更長遠的未來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可能。就目前而言，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所指向的是地方政府，例如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甘肅隴南等事件，這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明顯信號。而其中某些公職人員貪腐瀆職、知法犯法，造成公眾對于政府形象的認知呈下降態(tài)勢。這已經(jīng)成為群體性事件發(fā)生與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只有建立有效的公職人員責任追究制度，堅決打擊嚴重損害政府形象的貪污腐敗行為，才能使民眾重拾對于政府公信的期待，進而從根本上鏟除群體性事件的滋生土壤。

　　如前文所言，從預防群體性事件的角度來看，政府公信力的重新塑造是群體性事件處理機制的核心內容，而對于群體性事件中貪瀆行為的處理就是政府公信力重塑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往往會牽涉出地方黨政部門官員的腐敗瀆職案件。從媒體披露的一些情況看，至少孟連“7·19”事件與該縣原兩任縣委書記胡文彬、刀立富涉嫌巨額受賄之間很可能就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再如2007年1月，四川大竹縣一家酒店發(fā)生群體性事件，事后查明，這家酒店的實際經(jīng)營者為當?shù)嘏沙鏊L。這些腐敗案件都說明了一個規(guī)律：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公職人員的腐敗瀆職行為有牽連，正是這些貪腐行為破壞了政府形象，惡化了政府公信力，也正因為如此，刑罰作為群體性事件事后處置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對此部分犯罪加大懲治力度，以求重拾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

　　從刑罰的發(fā)動依據(jù)來看，嚴厲懲處群體性事件所涉及的貪腐瀆職行為存在合法性的理論支撐。一般而言，“罪刑相適應”是刑罰適用的普遍原則，而判斷犯罪應受刑罰嚴厲程度的基準往往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方面，從犯罪行為的危害結果來看，正是由于存在著大量官方政權侵害民眾利益現(xiàn)象的存在，國家正式的體制無法滿足民眾的利益訴求時，制度外的對抗力量才應運而生。群體性事件對于社會、經(jīng)濟的沖擊不言而喻，而恰恰是貪腐行為在客觀上引發(fā)了甚至直接導致了民眾對于公權力合法性的質疑，其行為所導致的后果顯然已經(jīng)達到了嚴重危害社會的刑罰基點。另一方面，從行為人也就是實施貪腐犯罪的公職人員的主觀惡性來看，國家公職人員作為行使行政公權力的主體理應具有較高的職業(yè)素養(yǎng)與道德要求，其對于自己行為所可能導致的損害政府公信力的后果應當可以視為是刑法中明知或應當知道的“故意心態(tài)”。同時，在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后，只要當?shù)攸h政官員存在一定的貪腐問題，其都會本能地選擇采取封堵壓制的手段平息矛盾，從而減少自己案件的曝光風險。這無疑會進一步激化矛盾，導致更大范圍的群體性事件。因此，從主觀惡性上來看，這些公職人員理應成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框架中通過嚴厲手段來懲治的犯罪人。